【金诉专栏】最高法出手后,我们为何还在为彩礼争执不休?

近日，郑州一位女性在采访中提出，彩礼应是女性年收入的2-3倍，作为生育和职场受限的“保障”。一时间，评论区成了观点的战场：有人支持“生育成本该被量化”，也有人反驳“婚姻不该明码标价”。这场争论背后，我看到了焦虑和信任危机。

不可否认，结婚、生育给女性带来了潜在的就业障碍、身体损耗、职业中断的风险。在生育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内，她们还要面临家庭与职场的双重压力。“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？”依然会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适度的彩礼像是提前预支的“风险基金”——它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的焦虑，并提供一些安全感。

但另一方的想法也存在一定合理性，当彩礼被无限抬高，甚至异化为“面子工程”或“家庭扶贫”，它的存在无异于“吞金兽”。动辄数十万的彩礼，可能掏空一方家庭的所有积蓄，让婚姻在开始前就背负债务。如果婚后的生活不顺利，走到了离婚这一步，则意味着几十万的彩礼打了水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