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旧时天津(楼盘)东北角官银号街景,路边有警察站岗1946年的天津街景,有交通警察站岗1948年,天津劝业(600821,股吧)场一带的交通情形,有交通警察维持秩序 天津旧时有歇后语:“南门外警察——代管八里台的事儿。”说的是当年出了南门,海光寺一带是连绵的稻田,而六里台、八里台一带则是开洼荒原,一派乡村景象,南门外的警察......
天津旧时有歇后语：“南门外警察——代管八里台的事儿。”说的是当年出了南门，海光寺一带是连绵的稻田，而六里台、八里台一带则是开洼荒原，一派乡村景象，南门外的警察辖区多延伸到海光寺一带。那时天津人埋怨某机构或某人管事过宽，就说：“你是南门外的警察，还代管八里台的事儿？”事实上，这句歇后语是天津警察制度发展的一个缩影。清末民初，天津警察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西方现代警察制度是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进入中国的，初亮相于中国沿海租界内，此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渐渐接受了西方的警政思想
严格意义上讲，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。那时地方行政与司法不分，很多时候，由府、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，府、县衙门内设皂、壮、快三班衙役，负责维持治安、抓捕人犯等工作。
学者茅海建在《天朝的崩溃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清代警政合一、军警不分的状态，书中写道：清代没有警察，社会治安维护工作是由绿营兵来担任的，“为维护城市治安，弹压盗匪，清军除在城门派卫兵守卫，盘查人员外，又在城内设立堆拨、栏栅，昼夜巡查，夜则守更（相当于警察）。各城守协、营以及驻在城市中的驻防和绿营，担负此类勤务甚多。”
对此，茅海建总结说：“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，而是同时兼有警察、内卫部队、国防军三种职能。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淡，警察的色彩浓。退一步说，以当时的4亿人口，配备80万警察，警、民比例为1比500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这一比例也不为过高。”此时，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警察，依然同以往的一切朝代一样，没有形成独立于其他部门的组织体系，亦无自己特定的章程和制度。
西方现代警察制度是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进入中国的，初亮相于中国沿海租界内，此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渐渐接受了西方的警政思想。通过学习西方，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发轫于19世纪末，那时，主张维新变法的黄遵宪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，参照日本警视厅和上海（楼盘）等地租界巡捕制度，于1898年在湖南长沙（楼盘）创设了湖南保卫局。但遗憾的是，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，湖南保卫局被裁撤，它的创建可谓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萌芽。
设立天津警察教练所是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，由警察管理城市的管理模式，天津是首创
清政府正式建立警察制度，是仿照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警察机构，首先从北京（楼盘）开始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，京城治安一片混乱，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，联军曾设立“安民公所”维持秩序，其所长、事务官等都由外国人担任，雇中国人当巡捕，这是典型的殖民地式的外国警察机关。然而，清王朝却以此为模式，在联军撤出北京之后，设立了“工巡总局”，作为维持京师治安、执行警察职能的机构，此机构成为中国警察机构的雏形。
历史上，在中国警察制度的发展中，天津这座城市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“庚子之变”后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，在割地赔款的同时，《条约》还规定，“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”，因此，城市的治安只得由巡警管理维持。清廷将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袁世凯，1902年，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奏请朝廷，在天津设立巡警局，将其训练的新军3000人改编为巡警。由此，开始了清末地方警察机构的创设之路。
文史研究者高伟介绍，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天津警察教练所，“这是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，而由警察管理城市的管理模式，天津是首创。”八国联军撤出天津以后，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，在天津堤头村创办天津警察学堂，由赵秉钧任任校长。同时在各县设立巡警传习所，培训巡警，率先在中国设立了早的现代警务系统，后来保定（楼盘）警察学校和天津警察学校合并，校址也迁到天津东门外南斜街，由日本警官三浦喜传任总教习，教师主要由日、德、英等国的高级警务人员组成。该学堂的毕业生主要分配到天津、上海、南京（楼盘）等地，民国以后，各大商埠设立警察组织，也都到天津来聘请教官。
从1902年起，天津的大街小巷中就不断闪现出巡警的身影。由于有了巡警维持社会秩序，天津的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，成为之冠。有记载称，天津“有6个月不见窃盗者，西人亦叹服”。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，要求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在天津建立的警察制度，使警察制度逐步在各大城市推广。
那时，天津有名的警察厅厅长名叫杨以德，民国年间轰动一时的“杨三姐告状”就是他经手办理的，帮助一个贫苦的农家女孩告倒了土豪高家
文史学者何德骞介绍：“1905年，清政府设巡警部，后将其改为民政部，此时警察事务成为内务行政的一部分。”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后亦非常重视警察制度。“国民政府设京师警察厅，各省设军事警察厅或省会警察厅，县设警察所，管理城市居民户籍以及城市治安、消防、交通等事宜。当时直辖市的警察局局长为简任或荐任（约为现今厅长、县长级别），省辖市的警察局局长为荐任或委任（约为现今县长、正科长或副处长级别）。”何德骞说，那时，天津有名的警察厅厅长名叫杨以德，人送外号“杨梆子”，此人掌握天津警政达15年之久，民国年间轰动一时的“杨三姐告状”就是他经手办理的，帮助一个贫苦的农家女孩告倒了土豪高家。
1928年，天津被划为特别市，天津警务归河北省政府民政厅管理，更名为公安局。对此，何德骞介绍：“民国期间虽然有相对完善的警察制度，但天津的警察人数只有3000至5000人，相对于当时不到百万的天津市人口，这个规模是很小的。”说到“南门外警察——代管八里台的事儿”这句歇后语，虽然讽刺南门外的警察管事过宽的现象，与此同时，也反映了警察数量过少，不得已才有“辖区扩大”的现象。
何德骞还说，民国年间的天津警察不仅警力少，而且素质也不高，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曾说过一段名为《打桥票》的相声，就揭露了旧时警察无孔不入地勒索群众。相声里说：“白菜、土豆、黄瓜、辣椒、苹果、鸭梨、粉条、暖瓶、沙锅、毛巾、牙膏……每有拉货的过桥，警察都要克扣一些。”何德骞评价，这则相声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警政状况，“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，一是那时警察的素质不高，在招收警察时，只注重身体强壮，不重视文化素质，警察大多只有高小文化，甚至高小都没有读过；二是民国年间警察工资很低，公安局局长的月工资为80元，相比当时一个普通县长300元的工资，相差甚远，而普通警察收入更是少得可怜，只有6元到8元，比一般的技术工人还少，导致警察腐败问题时有发生。”
此外，何德骞还介绍，虽然民国期间警察制度受当时社会情况的制约，存在诸多积弊，但天津警政值得一提的事，当数塘大公安局的建立。1928年，在塘沽地区出现法国士兵袭扰中国商民事件，针对此类外国人的恶劣行径，当时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孙奂仑视察塘沽公安系统时提出，警察的职能是要“以保卫为目的，以干涉为手段”，后国民政府在此设塘大公安局，直属河北省政府管理。“塘大公安局的建立对打击沿海走私、稳定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有积极的意义，它的建立影响是相当深远的，甚至对于今天整个塘沽的形成和发展都影响深刻。”何德骞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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